在美国和俄罗斯就“全球战略稳定三大支柱”最后一个支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之时，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从5月8日开始连续两天刊发长篇言论，呼吁中国应该将其现役核弹头数量提升至与美俄相当的千枚以上水平，并在最新的一次发言中为这一主张辩解说，“在中国已经被美国当成头号竞争对手来谋算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拿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对美核威慑的定义来指导今天的博弈，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

位于四川绵阳梓潼县有个“两弹城”，号称中国最神秘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之一。（新华社）

这一大胆前卫的构想完全不同于中国官方所抱持的不追求核武器数量优势的承诺，所以一出现便震惊了所有人，当然包括一直对中国对外态度变化最为感冒的西方世界。在5月8日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接受提问时建议路透社记者与胡锡进本人交流，“听听他对当前一些国际问题的观点”。

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华春莹的回答相当隐晦或者说“含糊”，基本上只是重述了中国一贯的核裁军说辞，但是她仍触发了人们的想象——她没有试着去完全否定胡锡进的理由，相反那个建议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胡锡进观点的合理性。

其实，有关中国核武器力量的更广泛讨论远比这场记者会和《环球时报》更激烈、更热闹。外界猜测，胡锡进的言论真的是一个信号吗？

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发生在美苏争霸、核讹诈盛行的时代。在2005年《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白皮书中，中国官方曾公开承诺，“中国是核武器国家中核试验次数最少的。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参加核军备竞赛。”事实上，中国是《核不扩散条约》中五个有核国家中唯一一个做出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承诺的国家，“中国恪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彼时，中国政府认为冷战的结束为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创造了机会，事实上正如报道所说，自冷战巅峰时期以来，俄罗斯和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的确减少了80%以上。但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结束美俄的军事对抗。历史进入21世纪，当初一度对全球战略稳定发生过积极作用的三大支柱性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执行陷入了困境：2001年12月13日，美国时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宣布将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2019年8月因为质疑俄罗斯长期不履行协议以及拥有大量中短程导弹的中国不包括在条约体系内，美国川普政府率先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而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1年时效到期在即但续约前景渺茫。2019年年底，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公开警告说，和平红利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显然，包括续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内，美国政府的不热衷可能的确是因为不放心“中国”。倘若说，美国之所以在之前愿意接受“三大条约”是因为从未真正将中国视为潜在军事竞争对手、只需要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平衡的话，那么今天，美国之所以要摆脱这种“束缚”便意味着将军事竞争的主要对手换成了中国。这不是一个计算核弹头数量对比的数学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方向选择和国家安全策略选择的问题。

只是，无论从任何核弹头数量还是载具来讲，中国远不是美俄的对手。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FAS）4月份公布的2020年预测数据显示，俄罗斯和美国拥有全球91%的核弹头，数量均在4,000枚左右，且其中分别有1,572枚和1,750枚处于部署状态，而总数排名第三的中国拥有320枚核弹头储存量。而且从载具上比较，中国也并不像美俄那样拥有严格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陆基核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潜艇“核三位一体打击”能力。在最近美俄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的博弈中，俄罗斯甚至愿意将新型“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先锋”高超声速导弹，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水下无人潜航器等前瞻性武器纳入谈判范围，但也未能“打动”美国。

这似乎更坐实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并非俄罗斯，而是中国。

基于这一判断，胡锡进呼吁中国加入这场大国制衡游戏中，让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实力而不是其他便可以逼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心理优势，放弃对中国战略扩张的阻挠。这一“实力就是说服力”的逻辑尽管赤裸裸，但想必道出了一个现实。其实，胡锡进的逻辑并不难理解，从根本上它与中国应不应该发展航母等其他军事实力一样，和平是由实力对比的平衡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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